哑默：隐逸先驱诗人 || 梦亦非散文 1在“启蒙派”中，先驱诗人哑默，一个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的诗歌健将，也是一个赵一凡似的文学收藏者，其身世与成就，构成了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中国南方诗歌的良知与记忆。 对世界的希望
草原和大海往一个方向收拢 星群纷纷奔回它们的发源地 ——哑默《形象》
“我对这个世界不抱什么希望了。”伍兹堡说。 伍兹堡是个四岁的小女孩，诗人哑默（伍立宪）的女儿。今年五月份，一个阴雨天，我从广州回贵阳，与哑默、诗人吴若海、张靖在公园南路的伍家旧宅里叙旧，伍兹堡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地“蛮闹”，突然，她一只腿跪在沙发上，一只腿站地上，大声地嚷起来，将我们吓了一跳，顿时沉默下来。 哑默今年六十七岁，六十三岁得女，不亦乐乎，于是整天教幼女背《三字经》、《论语》、《老子》等传统典籍，让伍兹堡小小年纪就发出此等惊人之语。 进入新世纪近十年来，除了生育了伍兹堡之外，哑默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变化：躲在某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读书、写作、修炼，日子过得像复印机复印出来的，而他的脸上似乎也没有增加更多的沧桑。每次路过贵阳我总要到哑默府上坐坐，哑默再约上一些旧友，大家一起消磨一整天或一整个下午。 哑默一向不喜欢结婚，不喜欢生儿育女，他对世界所抱的似乎是一种近乎怀疑主义的态度，虽然他自己很热爱生活。但到了晚年，他与夫人添了个女儿，这个晚来的慰籍改变了一些他对世界的态度，让他对未来的岁月似乎又多了份希望。
秋色苍凉
我想起很小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我一个人跑到城郊河边上一所私立中学的校园中去看落叶。那些两层的木建筑都有木栏回廊，走道的石基旁，风一吹，落叶滚滚。我不知道这景象触动了我心中的什么，也许我的一生从那时就开始酿制了。 ——哑默《一本书的肇始》
秋意，在中国文化人的生命与笔墨中挥之不去的苍凉秋意，自小就成了这位文学大家的底色。这种秋意来自于家世、来自于对大自然的敏感、也来自于人生际遇。 记得早些年的人文杂志《街道》上，有一组关于哑默的报道，标题叫作《豪门落英》，这个标题实在取得好极了，落英，大凡都在秋天；而他家正是地地道道的豪门：他的父亲伍效高老先生是上世纪前半叶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曾兴办了炼油厂、纱厂、五金厂等企业，也办过普定私立建国中学这样师资、校舍、设施在全省都属一流的中学。1949年之后，历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委员等职。 而这位实业家对文化更感兴趣，搜集了不少字画文物，从宋徽宗的《百鸟图》、江南赵干的《山水长卷图》到齐白石、徐悲鸿的得意之作。而“文革中，解放牌卡车开到家门口，一车车拉走了家中的图书、唱片、字画、古玩、‘细软’……包括英文版的《鲁迅选集》。”若干年后，哑默在自述性文章《长歌如梦》里回忆道。 1942年哑默出生，整个童年时期正是家族无比兴旺的时候，出入都是洋房豪邸、深宅大院，结识都是公子少爷。时光流转、世事变幻，在少年时期他即目睹了在意识形态暴力下家族的衰变，就象从彩色的电影大片慢慢地变成了黑白片，然后是默片，再接着转换成了电影院外面单面的时代与脸孔，秋风四起，歌咽弦绝…… 于是有了哑默的第一篇散文，“远在那个年代，我患疾躺在床上，在传统住宅的大庭院里，隔着高高的墙与厚厚的厢房，偶尔能听见街上人群车马热腾腾的喧哗，我很孤独苦闷，非常想能参与生活，怀着梦幻，我写了篇散文《黄昏的街市》投到报社去。”此时的哑默十三岁。这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1956年。 出生豪门并不能解决哑默的人生问题，反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设下了一道道障碍。于是哑默的人生道路并没有按照世家子弟的轨迹去行进，他旁逸斜出：高中毕业后，1964年，就到贵阳城郊的野鸭塘小学当代课教师去了。在那里哑默一呆就是四十年，至今他的身份仍是野鸭塘中学的退休教师。他说，“刚下公共汽车，我便看见田野的小山岗上孤独地伫立着一株苍老的檬子树，一阵落寞感顿时充溢我心间。”这是他当时的感觉，三十年之后我与两个文学朋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冒雪去野鸭塘拜访他，那株檬子树仍然立在风雪中，他指给我们看，隔着一片田野，那株檬子树孤高之极，似乎成了他的象征。 而他的文学经历，从此就与野鸭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家世与身世的苍凉，注定一个人会将注意力转移向大自然，大自然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进入了哑默的文字，他喜欢在田野里散步，到山岗上去写作、阅读或远眺……于是，所有触动他心弦的事物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秋天的色泽，灰蒙蒙一片。秋天是他喜欢的季节，秋天删繁就简，凉意四起，细雨迷离，也许是太了解他的一切，也许是伍家大院与野鸭塘成为认识他的背景，春华秋实，于是，哑默这个名字总是与秋天的印像连在了一起： “苍凉感在贵州高原的深秋时节升起来，我走上山岗，山岗秋色连天，层层的山峦在脚下绵延起伏，那眺望中，我自知暗含对远方的默祷与祝福，也意味飘然遗世独立的自负。”
野鸭老人与野鸭塘
在悠长、无望的岁月里，我经常长时凝视着那株树，它成了我生存的意象，那是一种本质的存在。 ——哑默《长歌如梦》
初识哑默在1994年底，那是一个冬季，我与两个文学朋友踏雪去野鸭塘小学寻访隐者，灰沉沉的天空下，一切显得潮湿而压抑，泥泞的小路，零乱的乡间房舍……直到进入哑默的房间，世界方发生了变化，那种变化一直影响着我到今天。 室内生着铁炉子，温暖，干净，冬日的炉火气息在很旧了的单元房内弥漫，哑默的身影把这温暖带到了各个房间，包括他的书房。书房是这套房子里最大的一间了，那么多书挤在几架巨大的书柜里，各种中外文学名著、哲学名著、音乐、美术资料……它们的使命在哑默身上已经完成：造就了这位精通西方人文传统和应用中国古典文化的大家，时间与文化的秘密就夹藏在那些泛黄的、红笔或蓝笔乃至绿笔勾划过的书页间，但它们继续有条不紊地存于这个房间里，构成了一个人的背景、呼吸，甚至一个人的命运。那些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著作从书桌的一端直抵天花板，它们是主人“诺贝尔情结”的见证。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哑默便在日记本上开宗明意地记下了这一意向——他认为在暗黑的时代，首要的是要明确自己的崇仰。所以他曾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去求索西方文化和文明……而那张书桌，它却是用来搁脚的——哑默喜欢坐在舒服的转椅里，把脚搭在书桌上，然后在硬壳活页簿上快速地用蓝墨水书写；而写大著的时候，他反而放慢了速度，浓浓地，不慌不忙地落笔，他觉得应象挤奶一样，而屠格涅夫们肯定是如此写作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透过哑默抵肩的头发……这个形像与檬子树一道成为野鸭塘的重要元素。 檬子树就在窗外，远山那边，在看到檬子树之前，你会先注意到蔓延过窗户的绿色攀沿植物，然后目光越过低沉的天空下，那些零落的建筑与宽阔的田野，尽头处是一座不太高的山，石头纵横，草木稀疏，山上站立着那株古老的檬子树。它就站在那里，站在哑默一次次的眺望中，直到成为哑默自己的形像，成为哑默的第一本诗文集《乡野的礼物》的封面。他那本书，实际是献给一株树的，书的代序就叫《树》： 静静地站在这儿，多少年了，没有人知觉 默然无语，俯瞰流逝，天穹映照着一种永恒 作为存在，几乎每日相互观照 求索与思虑，让岁月冲洗中的生命日渐消瘦而日显清纯 生存的核，由此结出 一个世界在这儿开始和终止 灵魂，就生长和隐藏在这小小的见方中 精神的家园没有界边
这篇序写于1990年9月，在秋季。 过了十几年后，跨世纪了，当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在美国偶读到哑默的其它文著时，便与他的夫人蒲小雨女士电话诗人黄翔：“请转告哑默，在贵州高原上，你，黄翔，是真人！哑默，也是真人！一个能长年在小山上、大树下孤独地看日出的日落的人，绝非常人！” 寂寥的身影留下了世纪的感叹号。 每当我的思绪回到哑默的身边时，我想，这套郊区的单元房其实一直在充当作哑默“别墅”的角色，是魂灵孤独的注脚，它之于哑默，相当于辋川别墅之于王维。别墅不仅仅是另一个栖身之所，亦是精神家园的另一维，正居与闲居方能包容进文人们的精神天地，中心与边缘、繁忙与闲适，文人们就在这样的二维间中和或突破二维平面，进入立体的精神空间。一位名号弘悯的法师，在京城首次结识哑默的次日，便刻了一大枚“野鸭老人”的石印赠他。哑默很喜欢这款印，于是在这个“别墅”里的哑默便自号为“野鸭老人”了。但他看起来实在不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更象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尽管野鸭塘不再有野鸭，但他的身影却象是野鸭一样“海天辽阔寄闲身”，在野鸭塘的山水间飘飘荡荡。他会在晴阔的天气里带上书、速写簿走到大自然里去，或者是山岗上，或者是野地里，坐下来调顺了六脉之气，然后阅读，写作……哑默这样认为：“从庭院到荒野，是破败人家确保洁身自好的唯一选择，也是我天性的归宗。在荒野中我更能领受生存与生命的天成温润，更感到息心灭志的与大自然的贴合。” “傍晚，他们把谷子挑回村里；我也合上笔记，带着自己的果实走向你。”这是哑默的一组在乡野完成的诗化散文《写在野地里》的片断。他的果实安静地存积在他的文稿里，直到1987年，文学生涯中整整三十多年里他在大陆未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发表与否实在是不重要，这不影响所有的谈论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学者文章会浓墨重彩地为这位诗歌先驱记上一段，也不影响海外的诸如《华声报》之类的大报会长期一字不动地连载他的民族情感史诗《飘散的土地》，甚至不影响所有到贵州来的外省学者与诗人们对他的寻访。主流文坛也许不知道贵州有个哑默，所有官办文学研讨会的请柬也不会发送到这个郊区来，但是，那么多真正的写作者还是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别墅”：孟浪、唐晓渡、翟永明……以及海外的金介甫、爱默生·安迪、山田正行，河野彻……甚至包括我这样的无名文学后辈。 1999年底，哑默终赶上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班文化列车——自费出版了一部八卷文集的选本《墙里化石》，是他全著的六分之一左右吧，厚达近九百页！一部内容优雅精粹之著。但该书却被列为“禁书”，在各书店搜缴！然而这部大著问世后，却得到海内外文界学界的一致好评，大量信函、电话涌向小小的野鸭塘……哑默安祥平和地面对着这一切。 时光在书房中停滞了，十年前你在茶几下看到的一本民刊，十年后它还是如旧地摆放在那里，仿佛时光只是从它的封面上翻过……历史也竟如此地静静保持在哑默清晰的记忆中。
竹薮芭蕉的院落
雨声打在绿幽幽的竹丛上、打在已略带黄斑的芭蕉叶上，院中的石板在雨中很光洁，有风一吹动，丛竹和芭蕉叶发出细密的沙沙声。这种时候即便刚进入院中，顿时会感到一种清寂、寞落和陌生而又亲切的伤感。 ——哑默《竹薮芭蕉的院落》
我并没有去过伍家大院，我认识哑默的那阵子大院还在，但因了缘法未到，故未能象哑默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轻轻地走入仿佛与时代隔着一个时空的院子去，以致于许多年后，我要请哑默在纸上画下一张示意图，方能追慕那神往多年的院子，虽然推土机已将它从城市里抹得差不多了，但这并不妨碍它一直在我的想象与哑默的文字里存活着。 从当街的大门进去，便是个大花园，花园中间种着芭蕉，右边种着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左边靠墙是树与花坛，上了台阶，便是正房，三间、两层，过了厅，后面又是后花园，后花园接着大厨房，厨房后面再是小花园，再后面便是古老得象老人脸庞一样的明代城墙了，城外，昔年芳草连天，渚清沙白鸟飞回…… 直到二零零零年这座大院才被近乎彻底地抹掉，哑默常说，在处处红色经典中这幢古宅竟对抗了整整半个世纪！哑默在许多年里就住在古宅正房二楼靠左边的楼上。我没有去过那楼，但比我长一轮次的朋友们去过，一波一波的文学青年们走向这座大院，有的象潮水一样一去不回头，有的却停留在了哑默的生活与生命中。他们说过哑默的二楼：两排宽大的窗子，“家具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质地很好，做工精细，屋里除了电灯外，没有电视机、收录机、冰箱、电风扇，一句话，只有电灯这唯一的电器。但令我感觉最好的还是那楼板地面，棕红色的油漆已有点脱落，然而擦洗得清清爽爽……”有篇文章中这样写。而在我的想象里，还得加上窗前掩映着的树影、花影，还有雨点落在芭蕉叶上的声音…… 这才是哑默在贵阳市内的正居，但是，这却不是他在城市与尘世中张扬、谋个一官半职（这对他来说，似乎太容易了）的码头，不过是他大隐隐于市的一“巢”罢了。“现在的隐逸，首先得不置座机也不带手机！”哑默常调侃说。他觉得城乡交替的生活，可以让人有圈内圈外的相互观察感，便于清新自身。隐士们总有点骨子里摆不掉的狷狂，但哑默却不，他很细节化，细节到对客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与老朋友们谈天、与新朋友们谈文学、文化，哑默一进城，便又躲在这深宅大院里不染九陌红尘。他喜吃素，常年吃素，他不穿昂贵的衣服，不去社交场所，如果将衣衫换成古代的宽袍大袖，清癯高古的哑默就是古代隐士错误地出现在今天了。“你要在一幢入云的商厦中谈‘秋士’这个词，那就真太迂阔、太不合适了！”这是夫子自道。在公园南路的大院里呆几天，哑默又飘然一身出城，或者去他的野鸭乡居，或者三山五岳寻仙而去，“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旅游之风远尚未兴盛时，他便已自费去过许多地方了。 他的朋友们对于哑默的这所“彼得堡住宅”（深受俄罗斯文学浸润的哑默自称）无限怀念，他那位远居海外的老友黄翔这样写：“哑默在城里的房间被戏称为‘野鸭沙龙’，这是间长方型房间……‘野鸭沙龙’里有一张黑色的中长木沙发，那是我的永久的‘地盘’，多少年来，我常常坐或躺在那儿到深夜……”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他们在这里朗诵最新的作品，那些后来被新诗史屡屡提及的名篇都在这个‘野鸭沙龙’里朗诵过，许多音乐、美术爱好者们亦在此秘密进出……哑默不追求显达、不追求声名，但文学始终是他一生的信仰，正因为有了这种信仰，他的隐士一直能做到今天，他曾在那个年代里冒着危险保护了许多文学友人，以及与他们相关、连他们自己手边都没有了的珍贵资料……历史也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收藏了！ 就是这样的深宅大院把哑默藏了起来，哑默着他俗世的嗓子，却让他的另一种嗓音在文学史上唱出了清越浏亮的声音。主流文学界没有人知道这大院里住着大名在外的哑默，最多看到那个喜欢拉小提琴的“四公子”偶然从宅院里露一露他那不沾人间烟火的面容。
名士风流
在中式庭院住久了，非常易于培养人怀古、忆旧、思念过往的情绪。 ——哑默《居家况味》
算起来，我与哑默认识已近二十年，二十年时间会有太多的改变，尤其是伍家大院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临街盖了间简易房子，哑默的房间还是在二楼，其实只有一个客厅了，但那里已成为我们要寻找哑默的唯一地方，没有昔日的竹薮芭蕉院落，只有一排挂着窗帘的玻璃窗，路过时抬头看看，若是窗子开着，隐者哑默就在里面，若是窗扉紧排帘幕低垂，便会“小叩柴扉久不开”了。 在我暂居贵阳的那些年里，若是哑默回城，便会电话给我和几个贵阳的朋友，大家在这里聚聚，在这里看他的“雄文八卷”、看他海外版大书《见证》，读他搜集的那些珍贵民刊（北方有收藏了一个时代的赵一凡，而南方则有哑默，他搜集的诗歌资料不在赵一凡之下）。我们坐在哑默窗明几净的房间里聊天，他只做几件事：说话、倒茶水、拖地、抹桌子。听众喝水比他还要多（据说他状态好时可以几天不进食、只喝水、行长路），他边说话边倒茶水，在每人面前透明的小玻璃杯里倒上大半杯淡茶。那茶有时候淡到若有若无，淡到像远山，但被我们弄到玻璃茶几上却不会立刻淡去，于是他左手抬杯子，右手抹茶几，如此反复。有空的时候，他便抹书桌，“灰尘大，搞得到处都是，”他说，左手挪桌面上的水晶地球仪与自由女神金字塔，右手三下五除二把桌子搞定。聊着聊着，他还会从卫生间拿出拖把，伸到你脚边，并请你高抬贵足，这时，你才发现脚下白黄色的地砖被弄脏了。 有位女士说哑默有洁癖，他振振有词：从那个肮脏时代过来，我只不过保留下一点干净的习惯罢了。 有人从北京带来一盒什锦糕点送哑默，他便打电话约友人们来品茶点，吃完了，过几天，他就着那盒子买了些本地糕点放进去，又打电话约另一伙朋友来……他说：“常为些愉悦小事的欢聚有什么不好呢？” 隐士总是非常怀旧的，尤其是哑默这样看重自己的栖居之地、自己的生活变得目面全非甚至荡然无存的隐士，那种心痛和慨叹更是萦绕于胸。最近的一天下午，落日照着哑默城中的书房，他给我一张张地看昔年老贵阳市的照片，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的近百张旧照片，他就象追忆自己的逝水年华一样展示着老贵阳城的影子。娓娓地叙述每一张照片的背景和潜台词。最让人追慕的是昔年的“梦草池”，这个在上世纪初曾被命名为梦草公园、中山公园的故地，离他公园南路的家不到几百米，照片上一池清水，几曲回廊，古树参差，烟柳如梦，但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在他的长篇作品《春苍夏黄》里，他就把故事背景设置在这个记忆中消失的地方。从他的眼睛里，岁月似乎又回到了昔年，虽然只是那么短矮的一瞬。他自认为在自己的身上，保守远甚于拓展，不喜欢日新月异，而更乐意万古如斯！ 哑默一直有个梦想：在城郊置一块地，盖上座房子，把他散放在各处的书籍、资料等收齐，让到省城来发展或暂居的朋友们能住到一起，看看书、一起动手做饭菜、交流……让省外漂泊的友人们有一处省亲念故思乡的地方……可是这需要钱，我们都是穷人，隐士也是没有钱的，所以梦想至今只是个梦想，但这已经让我感到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情怀。对贵阳的怀念，对贵阳的迷恋，也正因有着哑默，如果哑默不在贵阳，这座城市又与我有何关系呢？十年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过了朋友、师生、父子之情。所以每逢佳节，哑默总是提前约上我与另一些没有家室的外地朋友，一起过过简单的节日。 没事的时候，忆旧的时候，哑默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写他的《活页影绘簿——故乡的亲人》，那些在他的文学生活中路过的人，留下的人，大都有了一篇，不管我们离去或是走近，他始终是一位长者，一个在繁华都市里时隐时现的隐者，记录下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足迹，也记录下那些时代跌跌撞撞地在视野里远去的背影。
附
《哑默 世纪的守灵人》文著十卷：
卷一，《梦中故园》 卷二，《湮灭》 卷三，《见证》 卷四，《再也找不到那风》 卷五，《虹雾》、《瓦屋青雨》 卷六，《昨日为何悲凉》 卷七，《春苍夏黄》 卷八，《哑默的自白》 卷九、《文脉潜行——寻找湮灭者的足迹》 卷十：《咆哮的群星》
“百度百科”上的哑默：
哑默（1942- ），原名伍立宪。朦胧派代表诗人，贵州普定人。中国诗人、国学家。他是朦胧诗派的先锋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隐态文学的典范；对儒学等国学也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1956年，哑默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之后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未能顺利出版其作品。1963年，哑默于贵阳市第五中学高中毕业，次年到贵阳市郊野鸭塘农村小学做教师。此后几十年间，漠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农村潜心写作和研究。 多年来，他一直记录著1965年至今中国边缘地区和领域的历史，20多年来民间刊物的兴衰史和相关原始资料；同时也发掘著贵州本地的隐态文学。 1970年代末就开始，哑默参与当时的诗歌启蒙运动，成为朦胧派的先锋，出版了《野草》（1978年12月）、《哑默诗选》（1979年1月）、《野百合》（1979年10月）、《心，在跳动》（1980年5月）、《飘散的土地》（1986年10月）等诗歌集，大多数都是以油印本的形式出版的。哑默的这个笔名就是当时1978年定下来的，之前他还用过春寒、矛戈、惠尔等笔名。 他还创办了多个民间地下刊物，包括《崛起的一代》、《现代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零点》等……1990年代自费出版了散文诗集《乡野的礼物》（1990年1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文著自选本《墙里化石》（1999年12月，中国致公出版社）。而《墙里化石》出版不久后即被列为“禁书”。 他对儒家的优良文化高度认同，但是他同时也着重于对道、释以及民间风俗、西方文化的研究。 ……著有诗集《诗选》、长诗《飘散的土地》。 （此文未经哑默校订，大约写于2003年左右，开头的一段为后面在媒体发表时补加，后另有一版本标题为《收拾一抹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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